历史上丘处机是怎样的人?丘处机和成吉思汗有什么关系?

  说起丘处机,相信不少人有听过这个名字了,不会很陌生。丘处机是王喆(即王重阳)七大弟子(后被尊为北七真)之一。在王喆去世之后,丘处机隐修13年,“道既成,远方学者咸依之”。这13年是丘处机隐居修道和读书著述时期,其隐居生活及修道悟道思想,具载其《磻溪集》中。

  大定二十八年(1188年)春,金世宗闻处机之名,遣使召入京师,多次问道,对答称旨。于当年八月返终南,仍居祖庵。不久,金章宗“以惑众乱民,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”。乃不得不于禁令之次年,即明昌二年(1191年),东归栖西霞,建太虚观以居之。在那里,他为了便于宗教活动的开展,与不少“达官贵人”和“当代名臣”相往还,社会影响渐渐大起来。

  

 

  这一段,可算是丘处机积极扩大宗教影响、发展全真道组织的时期。但因当时政治条件不利,他也同王喆、马钰、谭处端、刘处玄等人一样,没有多大作为,未能使全真道获得较大的发展。

  金大安二年,即蒙古太祖五年(1210年),北方风云突变。该年成吉思汗攻金,次年占领金长城以北地区和西京大同。崇宁二年(1213年),包围金中都燕京,占领金河北、河东州郡,金人被迫于贞祐二年(1214年)迁都开封。燕京随亦失陷(1215年)。此后,继失山东、关中地,乃退居河南,女真统治面临末日。

  这种急转直下的政治形势,给丘处机提供了政治选择机会,使他有可能在政治转折关头,作出于全真道发展更为有利的政治选择。

  开始,他仍效力于金,如在金都南迁的贞祐二年(1214年)秋,山东大乱,杨安儿等起义,驸马都尉讨之,登州和宁海皆不平,乃请丘处机进行抚谕。丘处机承诺了这项请求,“所至皆投戈拜命,二州遂定”,为金王朝效了大力。

  

 

  随后,时局愈来愈明朗,丘处机的态度也就随之起了变化。那就是丘处机招安两州获得成功以后,显示了他和全真道在群众中具有相当的号召力。这不仅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也引起了金、南宋和蒙古三方统治者的注意,都竞相派遣使臣前去召请,各欲为其所用。

  丘处机权衡时局,深知金王朝行将灭亡,南宋又十分孱弱,唯有蒙古力量方兴未艾,故决定婉言谢绝金、宋使者,答允成吉思汗的召请。事实证明,丘处机的这种政治选择,不仅对于他个人,而且对于全真道的命运都有重大的意义。这是丘处机之能成为享誉道坛的名道士的转折点,也是全真道获得大发展的转折点。

  丘处机在答允赴召之次年,即元太祖十五年(1220年)正月,率领随行弟子十八人,自莱州启程北上。次年(1221年)二月出张家口,经其北之盖里泊,五月抵陆局河,折而西行。沿途受到士庶奉香火拜迎,王公大人们也争相进诗勉志,全真道在社会上的影响还从来没有此时这样广泛而深刻。

  

 

  七月至阿不罕山,留弟子宋道安等九人于当地立栖霞观,自率赵志坚等九人轻骑而往。中秋日抵金山,八月越阿尔泰山,继入新疆,经别失八里、彰八里、阿里麻里,于十一月抵塔什干(属乌兹别克斯坦),十二月至撒马尔干(属乌兹别克斯坦)。

  到第三年,即元太祖十七年(1222年)三月,再折而南行,经碣石,过铁门关,渡阿姆河,于当年四月五日,终于到达此行目的地——设于阿姆河南岸(阿富汗北境)成吉思汗的军营。

  丘处机应诏之时,已届73岁。他以如此之高龄,不辞爬高山、涉大川、跨戈壁、渡荒漠之苦,行经万余里,历时两年多,前去应召;对此,成吉思汗是十分赏识的。十月望日,召见如期举行。

  丘处机的答词,除重点谈了道家“清心寡欲”、“固精守神”的养生之道外,又谈了“止杀保民”、“布法推恩”、“以孝治国”等儒家治国之术,可谓完成了一身而二任的使命。成吉思汗对此次召见很重视,命太师耶律阿海以蒙语译奏,又“敕志以汉字,以示不忘”。对处机奏对也很满意,谈话中,对处机不称名,但称“神仙”。召对之后,还“集太子诸王大臣曰:汉人尊重神仙,犹汝等敬天,我今愈信真天人也。乃以师前后奏对语谕之。且云:天俾神仙为朕言此,汝辈各铭诸心”。

  

 

  癸未(1223年)二月七日,丘处机请求东归,谕以少待时日。三月七日再入陛辞,被允准。授以虎头金牌及玺书,令其掌管天下道教,诏免道门赋役。得旨之当月,丘处机率随行弟子启程东归。经蒙古南道,自科布多至金山,偕门人宋道安等人东返。

  成吉思汗仍派宣差阿里鲜等人护送,沿途受到蒙古官员们的“敬奉”。经过一年跋涉,于次年(1224年)三月还抵燕京。

  丘处机回到燕京之后,蒙古达官贵人皆争先奉承。丘处机在太极观住了下来。该观从此成为全真道首脑机关所在地。

  “时国兵践蹂中原,河南、北尤甚,民罹俘戮,无所逃命。处机还燕,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,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,与滨死而得更生者,毋虑二三万人。”此后,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宠遇又有增无减。“自尔使者赴行宫,皇帝必问:‘神仙安否?’还,即有宣谕。”

  

 

  1224年季夏,又遣人传旨:“自神仙去,朕未尝一日忘神仙,神仙无忘朕!朕所有之地,爱愿处即住。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则嘉。”

  丘处机所作的上述收揽人心的工作,与他获得的皇帝的宠遇,遂使他在朝野上下顿时身价百倍,成为北方道教的风云人物,他所居的太极观自然成为北方道教的中心。“厥后道侣云集,玄教日兴。乃建八会,曰平等,曰长春,曰灵宝,曰长生,曰明真,曰平安,曰消灾,曰万莲。会各有百人,以良日设斋,供奉上真。”全真道确实成为当时最显赫的道派。

  全真道大发展的条件已趋成熟。蒙古统治者所给予它的大力支持,为它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;北方久经战火,且此战火仍在由北向南继续烧燃,饱受战火之苦的广大人民群众,又为全真道的大发展准备了良好的群众条件。士庶托迹、道侣皈依情况的出现,就是群众条件成熟的具体表现。

  丘处机对于这些条件是有充分认识的,并早已构想利用这些条件着手发展全真道了。

  

 

  早在他从大雪山东归南下途中时,就向其随行弟子们说:“今大兵之后,人民涂炭,居无室、行无食者,皆是也。立观度人,时不可失。此修行之先务,人人当铭诸心。”

  丘处机提出立观度人构想的出发点多半出于宗教家救世的情怀,但立观度人的结果,必然是全真道的发展。

  他在这里虽然并非有意作发展全真道的布置,而客观上却不啻是发展全真道的动员令。故在这之后,全真弟子们大建宫观、广收门徒的活动,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展起来了。以此为起点,至尹志平、李志常相继掌教期间,全真道的宫观逐渐遍布北方,全真道徒也充塞山薮,全真道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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